2012年03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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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庆后(娃哈哈集团董事长)：
民营经济要回归实体经济，毕竟虚拟经济是分配财富的，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。如果大家都不创造财富，都是分配财富，我觉得最后是要出大问题的。现在做实体经济难度比较大，税费比较高。
张鸣(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)：
如果让我提交一份关于税制改革的建议，我会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，一个是建议大规模减税，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的税负应该降低，我刚刚去过深圳，我的一个朋友开了一个小作坊，只要产值到了50万，就要作为一般纳税人纳税，50万那是规模很小的企业了，利润的17%就要交税交掉，企业叫苦连天，这样怎么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呢?另外一方面就是建议有关税负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，要经过民意机关的同意。
李承鹏(作家)：
我的建议就是那些因为政策因素而享有垄断地位的企业要多缴税，那些靠自力更生的民营企业、个体经营者和中低收入阶层要减税。可以养羊剪毛，但不要杀羊。可以有高税率，但要使纳税人享受到高回报。退一步来说税收高没问题，但收了税花到哪里了要透明，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要跟上。我身边很多像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，很多年不敢去体检，怕查出病来承受不了。
袁岳(零点咨询集团董事长)：
如果要我写提案的话，有三个要提的：第一，针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的“微税制度”。现在政策鼓励创业，但创业第一步就是搞发票，弄假发票……所谓微税制度，就是交百分之二的营业税，增值税、所得税都不用交;第二，大企业交“大税”。改变现在大企业优先拿地、地价更便宜、政策更优惠、还大量返税的作法。作为大企业更不应该在公共政策里面套利，可能的空间要自觉让步给中小企业。第三，我国的综合税负水平应该保持在比全球水平略低，否则没有投资竞争力，高税收把企业都给吓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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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域声音
奥巴马(美国总统，2012)：美国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。高税率逼迫就业机会和利润迁移到海外，也打击了留在美国本土的企业。逼美国小企业将数不尽的金钱与时间花费在申报税款上，是很没必要、很不正确的，这亟须改变。
巴菲特(首富级投资家，2011)：国会对亿万富翁相当友好，我和我的朋友已经被溺爱够了。我2010年的税单总额为639.8744万美元，听似不菲，却只占我应纳税收入的17.4%。我的办公室雇用二十多人，他们缴税的税率高于这一比例，33%至41%，平均36%。
古鲁纳(Ask.com创始人，2010)：我很有钱，向我多征税吧!我是一个风险投资人和企业家，在美国，我可以算是赚钱最多的人之一了。在过去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，我所交税的税率是我从职以来最少的，我也经历过税率较高的时期。让我说句老实话吧，征税多或者少不会左右我的投资决定。我从来不曾因为税率低而多作投资。
李明博(韩国总统，2011)：在大家都忧虑经济可能走向低迷的时候，对企业和个人减税能刺激经济运行。
野田佳彥(日本首相，2012)：我们正在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，出生率创了历史新低，挑战当前，我相信加税对日本来说能起到维稳作用。
向普通及中低收入人群倾斜
朱燕来(中银香港助理总裁)：
我长期没有在内地生活，虽然听说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有所提高了，但我个人认为还有提高的空间。中国现在的通胀相对比较高，民生问题也很大。
刘畅(80后、新希望集团董事)：
我对收入多少不敏感，但对于那些进入我们公司的新员工来说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负担之重和压力之大。我也曾从底层做起，体会过税负之重。
胡德平(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)：
除了税收外，国有企业的利润也得要有一个说法，给全民一个交代。你不能让国民持有你的股票，但你要分红，你不能一个人发几百块钱，但是你可以在社保上多贡献些力量。民间税负方面，现在很多个体户其实只是在谋生，这个群体在税收上应该得到“宽大处理”。整体而言，税收不能占GDP比重太高，税收增长不能比GDP增长太快。
邓飞(媒体人、“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计划”发起人)：
应当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(尤其是工薪阶层收入)的起征点，提高个人所得的费用减除标准及对税率结构进行调整;与此同时提高税收使用方面的透明度和使用结构的合理性及合法性。中国的税收使用的透明度水平偏低，一方面导致民众对于收税的不理解，甚至抵制;另一方面，不透明的税收使用状态，不利于相关机构和纳税人对于税收使用情况的监督。
尴尬的现实
杨元庆(联想集团(微博)董事长)：
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，有17%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，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%。
卢铿(海尔地产董事长)：
在地产行业，开发商其实也不想涨价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他所有的税，特别是土地增值税负担很重。比如说这个房子我本来卖一万，我要涨到1.2万，这时候我涨上去两千块钱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给政府交税了。
大胆的倡议
谢国忠(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)：
我建议立即减税1万亿元人民币来提高效率。1万亿听起来很多，但是中国211年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，而每年财政收入增幅达到20%-30%，因此减税1万亿是可以承受的。
这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投资项目实现。削减项目等于在放弃累赘，并非坏事。此外，可以通过增值税、消费税及营业税降低20%来实现。即增值税从现在17%的税率降低至13.5%。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，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，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%的水平。物价高是低消费的主要原因，减税肯定能够刺激消费。消费增长额很可能会超过减税额。如果没有大规模减税的话，中国经济会有陷入滞胀的风险。
蒋锡培(远东集团董事长)：
我建议企业的税收，无论是增值税还是所得税还是营业税，至少下降三分之一;个人所得税封顶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，现在百分之四十五，太高了，人人都在想办法逃税;另外可以考虑征收遗产税，因为有能力、有智慧创造财富的人，这些财富让他们合理运用，会创造更大的价值，调整到死后收他的税，可能更为合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