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10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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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月11 日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，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经济学家彼得·戴蒙德、戴尔·莫滕森和具有英国、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克里斯托弗·皮萨里季斯3 位学者共同获得。获奖后，彼得·戴蒙德说：“这是一个能让人屏住呼吸的消息，你突然意识到不仅仅这一刻发生了变化，你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发生了改变。”
“我一定要先好好睡一觉。”几天前，当彼得·戴蒙德第一次听到自己获得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，他感到“简直难以置信”。
当时，他正从新西兰返回美国，他的儿子和太太都已在机场等候多时。但告诉他这一消息的不是他的家人，而是一个远在伦敦的朋友。“很庆幸，当时不是我在开车。”他打趣道。
“那么，你会怎么庆祝呢？”当被记者问到这一问题时，彼得·戴蒙德说他得先让脑子休息一下，“所以一定要先睡觉。”第二天，彼得·戴蒙德回到列克星敦市。市长请他到市政大厅，他站在那里和众人一起庆贺。
后来，在他就职的麻省理工大学，戴蒙德出席新闻发布会时称：“这是一个能让人屏住呼吸的消息，你突然意识到不仅仅这一刻发生了变化，你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发生了改变，机遇一下子全部向你敞开了怀抱。”
另一个美国人戴尔·莫特森比戴蒙德更早知悉获奖的消息，他目前正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做访问教授。接到诺贝尔奖组委会的电话通知时，他正和同事共进午餐。
莫特森说，组委会要求他不要和别人分享这一消息，因为30 分钟后瑞典官方才会正式宣布。“因此，我坐在桌子旁，只字未提。但我想他们从我脸上的笑容便知道发生了什么。”他说。
此后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，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经济学家彼得·戴蒙德、戴尔·莫滕森和具有英国、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克里斯托弗·皮萨里季斯3 位学者共同获得。
在颁奖词中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如此表示：“在劳动力市场上，很多公司有不少工作空缺，而一些失业人员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岗位。戴蒙德等人所开发的理论，解释了市场上的这种冲突。他们的理论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上是领先的理论体系，而且这些理论可以适用于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其他领域，比如房地产市场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等。”
消息发布后，彼得·戴蒙德的老友、2008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·克鲁格曼在为《纽约时报》撰写的专栏中，恭喜戴蒙德获奖。他写道：“我曾经的同事彼得·戴蒙德，与戴尔·莫特森和克里斯托弗·皮萨里德斯一起，共同获得了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这绝对是实至名归。戴蒙德获奖的原因是对市场冲突的研究，这是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。然而，作为深邃的思想家，戴蒙德的成就不仅局限于这一领域。”
彼得·戴蒙德生于1940 年，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，获数学学士学位；1963 年，年仅23 岁的戴蒙德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，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教学生涯。自1966 年起至今，戴蒙德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。2002 至2003 年，戴蒙德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。多年来，该协会的主席之职，大多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担任。
1977 年，37 岁的戴蒙德在著名的《政治经济学》期刊上发表了《社会保障分析的基本框架》，本文堪称养老保险体系方面的经典文献。
戴蒙德认为，在一个自由的市场，无论市场运作多么完善，总会有许多公司发现有不少工作岗位空缺，而一些失业人员又找不到适合的工作，这种失业叫做摩擦性失业。戴蒙德认为，尽管摩擦性失业不可避免，但失业者可以缩短寻找工作的时间，从而提高找到工作的效率。效率的提高与一个国家劳动力市场体制有关。因此，戴蒙德建立了“工作搜索模型”，这个模型解释了失业率和空缺岗位的形成原因，以及如何减少摩擦性失业。
皮萨里季斯与莫滕森进一步完善与改进了这一理论。他们的理论被以三人的名字首字母命名为“DMP 模型”。尽管“DMP 模型”主要是针对劳动力市场而建立的，但还可以适用于其它领域，如房地产市场政策。
在3位经济学家中，戴蒙德名气最响。今年4 月，戴蒙德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出任美联储理事会理事，但在共和党参议员的阻挠下未果。9 月13 日，奥巴马再次提交了对戴蒙德的提名。
对于戴蒙德落选美联储，克鲁格曼表示：“就是这个彼得·戴蒙德，共和党议员却曾阻止他进入美联储，因为共和党竟然怀疑他能力不够。”
持有相同观点的是奥巴马，他在给彼得·戴蒙德的贺信中说：“我希望你的提名，能够尽快获得参议院通过。”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杰森·福尔曼，也利用在丹佛的一次早餐会敦促共和党参议员通过对戴蒙德的提名。“我的希望是，阻碍彼得·戴蒙德进入美联储理事会的那小部分人能够通过这次获奖了解到，他完全具备相关的资格。”
但共和党议员们则表示，“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种重要的认可，但瑞典皇家科学院并不能决定谁有资格加入美联储理事会。”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·谢尔比在一份声明中说。
共和党人此前的反对理由，主要是戴蒙德缺少相关的对宏观经济问题作出决策的背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戴蒙德曾是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老师。1979年，在麻省理工就读的伯南克，在博士论文中特别感谢戴蒙德，感谢后者花费了大量心血阅读并讨论了他的研究成果。
“他是个心地善良而又十分可爱的人”
对于戴蒙德此次受阻，“我真的感到很困惑，”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史蒂芬·莱维特说。当年，史蒂芬·莱维特还是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时，就曾当面求教过彼得·戴蒙德。“他绝对是天才，因为他的论文我要看四五遍才能理解。有时候，就算读很多遍之后，也还是不明白。”
史蒂芬·莱维特第一次见到彼得·戴蒙德时，看见他脚拖一双凉鞋，但是没穿袜子。“我觉得他这副打扮太古怪了。”后来，莱维特说：“现在，我坐在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里，也是不穿袜子，再拖一双凉鞋。他就是这么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周围的人”。
那时，莱维特在写了一篇“有关犯罪”的论文之后，去请教彼得·戴蒙德。在去之前，莱维特在论文上加了一个说明：“本文没有包含犯罪程序等要件。”结果，戴蒙德把这句话重点描黑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看过文章了。他告诉莱维特：“如果你做了一个糟糕的假设，你的故事基本就不用读了。”
“这影响了我对于世界的看法，”莱维特说， “20 多年来，我一直遵循他的教诲。”莱维特记得和彼得·戴蒙德在一起最有趣的时光，是在大学的研讨会上。“通常，他听着听着，都会睡着了。但是，奇怪的是每当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他就会突然睁开眼睛”。
“睡醒”之后的戴蒙德，会向演讲者抛出一个个极其刁钻的难题，让他们站在台上无所适从。但，每次到最后，解围的那个人还是他自己。“因为，他会接着把答案一一道来，从而道出会上最精辟的论点”。
“他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又十分可爱的人。”莱维特说。
1998 年，汪丁丁到美国拜访萨缪尔森，他听到这位经济泰斗评价戴蒙德时，用了一个词——“经济神童”。“对此说法，我完全同意。” 汪丁丁说， “因为我在许多不同领域读书时，常见到戴蒙德的作品，感觉他就像 1920 年代的拉姆西。”拉姆西是一位天才，只活了26 岁。
当他的经济论文被31岁的凯恩斯啧啧赞叹时，他才17 岁。
拉姆西一生都在用哲学的眼光看世界，戴蒙德亦是如此。除了被世人熟悉的理论“世代交叠模型”，戴蒙德还是美国社会保障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、本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公共政策研究者。
1996 年，戴蒙德提出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五点建议，如改变退休年龄、个人账户的设立、养老基金投资的多元化等，对各国社会保障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大约十年之后，他来到中国和吴敬链、周小川、项怀诚等人一起，参与了中国养老保障的研究项目。
戴蒙德早期的研究，主要关注国家债务对经济行为的长期影响。此后，戴蒙德开创性地将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结合起来，对商品税收进行了分析。
1994 年，戴蒙德获得了美国西北大学的欧文·普莱恩奖。在颁发该奖时，西北大学校长阿诺德·韦伯这样说道：“戴蒙德的研究，为其他经济学家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。很少有学者能做到哪怕一次，而戴蒙德至少做到了三次。”
彼得·戴蒙德：“被人关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”
Q：你最早听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时，你在哪里？
A：我正在一个从旧金山到波士顿的红眼航班上。这是一个自新西兰开始的漫长旅程的最后一段。当我下飞机时是早上七点，至此，我对诺贝尔奖一事一无所知。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到机场来接我。然而，并不是他们告诉我这个消息，而是我的朋友从伦敦打电话来恭喜我。这是我第一次得知这个消息。
Q：如此忙碌的一天是不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开始啊？
A：是的。我已经感觉到了。这对于我而言确实是有着非凡意义的一天。
Q：你是那种很享受被公众关注的人吗？
A：是，也不是。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它是一个能够让我更多地接收各方信息的机会，按照我平日里处事的方式，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我所需要的。
Q：你所任教的麻省理工大学是什么反应呢？
A：同事们第一时间写了贺信。在麻省理工大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有人问到了美国经济的刺激政策以及政府救助银行业的问题，我认为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。虽然这些并不是和诺贝尔奖紧密相关的问题，但是它们被大众所广泛关注。
我认为美国民众应该认识到，如果不对经济进行刺激，美国的失业率将比现在更高；如果政府不对银行业进行救助，美国的失业率也将比现在更高。所以，当我被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很乐意进行阐述。
Q：您曾经也和其他的经济学家有过长期的合作，比如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·莫里斯？
A：是的，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64 年，在苏黎世的一场经济学相关的会议上，之后我们成为好友。1965年我在剑桥工作，1967 年夏天我携同新婚的妻子再次回到剑桥，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，于是我们开始了共同合作。长久以来，我们喜欢一起工作，我们如今仍然一起工作。虽然我们并没有共同发表过什么论文。
Q：今年是你和其他两位学者一起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，那么你和戴尔·莫特森、克里斯托弗·皮萨里德斯此前有过合作吗？
A：不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。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他们，也很欣赏他们的工作。我之前提到我在麻省理工的研究工作，其中一个有助于我工作发展的关键，就是戴尔·莫特森的一份研究报告。那份报告为我的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很多灵感，所以我经常说他的报告，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。
Q：得到诺贝尔奖你有想过怎么庆祝？
A：睡觉可能是最好的庆祝方法。大脑终于可以停下来，身体也可以得到休息。可能明天我会考虑用其他的方式来庆祝。
Q：一开始，你是如何进入经济研究领域的？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吗？
A：进入耶鲁大学后，我必须选定一个专业。一开始，我在纸上写下的是“机电工程师”。但我觉得，我同时也得把这个专业的坏处也想想清楚。我认为做一名工程师，肯定能过上体面的生活，而我的数学和物理都很好。但是，我的手不是很巧。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呢？在耶鲁大学，很多新生都和研究生住在一起，我也一样，和研究生住在一起。研究生他们是我们的顾问，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。
我的室友就是选修的电气工程，他告诉我说，这个学科其实很乏味，全是一长串一长串的方程式。我感到那些对我毫无吸引力，但我实在不愿意放弃数学。后来，我就决定选择经济学，那就可以运用很多数学模型了。当我把决定告诉我的室友时，我永远忘不了他惊奇的样子。
（访问译自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和著名宏观经济学杂志《Macroeconomic Dynamics》）
